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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軍是一位再生塑料企業的老板，他正要去見一位客戶。

5月初的豐城剛剛遭遇過特大暴雨，洪水退去后，稻田里已經迅速補種了水稻秧苗。這座位于江西省中部的城市，是著名的贛中糧倉，更有著70多年的廢舊物資回收歷史，不少人白手起家，積累下財富，也由此獲得一個別號——“江南破爛王”。徐永軍就是其中之一。

徐永軍的客戶叫李春平，是位水稻種植大戶，也是當地農業機械化協會會長。除了自己耕種3000畝土地外，李春平還為周邊1萬多畝稻田提供育秧和機械化插秧服務。

(資料圖)

李春平大量使用秧盤。白色的是新料做的，壽命六到七年；黑色的是再生塑料做的，能用兩到三年，約2塊錢一個，價格不到白色秧盤的一半。

徐永軍企業的主要產品是再生塑料顆粒，年產值超過3億元。目前生產再生塑料秧盤對他來說是小買賣，但以豐城早稻100多萬畝的種植面積來看，秧盤的市場潛力可觀。

到處看個不停的徐永軍腦子也沒閑著，他覺得李春平對秧盤保管妥善，這會延長使用壽命、減少污物、降低回收成本；李春平還接受以舊換新，這樣能節省雙方的資金；徐永軍最想做的是將來回收他自己企業制造的廢舊秧盤。

或許徐永軍沒意識到，他和李春平初步達成的設想，不僅將塑料制品生產者的責任主動向后端延伸，同時也強化了使用者對廢舊塑料的回收責任。這或將使得秧盤這種塑料制品擺脫“資源 —制造—產品—使用—廢棄”的傳統線性方式，進而消除“廢物”的概念，達成一個微觀的、零浪費的閉環體系。從更廣闊的視角看，這正是被全球視為熱門話題的——循環經濟之道。

“循環經濟”一詞首次正式出現是在1996年德國頒布的《循環經濟與廢物管理法》中。20世紀90年代以來，可持續發展理念逐漸成為世界潮流，循環經濟則被視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

在循環經濟理念的指導下，我國先后出臺了多個治理塑料污染的政策，從早期以重點領域治理為主，逐步發展到以發展循環經濟為核心的全面治理階段。在多年的實踐中，我國塑料污染治理的法律和政策體系不斷完善，覆蓋的領域和范圍不斷拓展，治理力度也越來越大。

在徐永軍的家鄉，人們早就開始了自發的、對循環經濟的探索，也開始了對廢舊塑料的回收和再利用。

曾國輝是江西豐城循環經濟產業園管理辦公室主任，他說自己的父輩就曾挑著糖擔子走街串巷回收廢品，他小時候還幫家里拆解過舊電器。

曾國輝說他后來考上大學，無緣繼承父業。而徐永軍則成為第二代江南破爛王中的一員，那時豐城的廢舊物資回收行業已初具規模。

徐永軍說當年自己沒本錢，就從一個小小的廢舊物資回收站起步，他專門做不需要大量資金的廢舊塑料。

吃干榨凈、有啥用啥，這是在生產力有限、資源稀缺的社會發展階段普遍存在的必需型循環經濟。

隨著生產力不斷提高，我國進入物質豐裕型社會，包括再生塑料在內的、廢舊物資回收行業也不斷發展起來。

這里就是徐勇軍的老家——圍里村，同時也是“圍里廢品大市場”。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形成雛形，由散戶自發收購塑料、電機、金屬等廢品，經過分揀、打包、冶煉、加工后售賣，逐步發展成為江南最大的廢舊物資集散地。到2004年，廢品大市場總面積達525畝，經營戶超過200家。

曾國輝說，原來粗放的生產方式缺少環保措施，廢舊物資回收產業自身變成了污染的制造者。

曾國輝說，當時人們對政府的治理有抵觸，不愿搬進園區，也不愿添置環保設備。但徐永軍例外，他覺得繼續下去沒有前途，早晚會被淘汰，率先遷入循環經濟產業園。

圍里廢品大市場已不再使用，粗放的發展方式也逐步被淘汰，當地政府正在實施生態修復工程。據統計，截至2022年底，落戶豐城市循環展業園區的企業共有180余家，其中規模以上企業85家，上市企業6家，央企、國企3家。

每天早晨，滿載著全國各地廢舊物資的大貨車駛入產業園區，在這里它們會被“吃干榨凈”。

工人熟練地將冰箱壓縮機拆解下來，制冷劑也會被收集起來，剩下的箱體被送入巨大的破碎機中。有人做過粗略統計，一臺廢舊的冰箱含9公斤塑料、1.3公斤銅、0.6公斤鋁，如今廢舊塑料的回收和再利用，如同開采“城市礦山”，同樣需要技術含量。

據秦玉飛介紹，在這座工廠里，從廢棄的冰箱、洗衣機、電視等家電上拆解下來的塑料，被破碎、分類、清洗后，根據后續的用途，再進行純化和改性，制成各種再生塑料顆粒。實驗室檢測合格后，這些再生塑料顆粒就又變成了很多工業產品的原材料。

目前每個國家都面臨著大量廢舊塑料的治理難題，據歐洲塑料制造商協會統計，2018年歐盟國家焚燒發電的能源化處置比例為42.6%，資源化利用比率為32.5%，其余24.9%作為垃圾填埋。美國的能源化利用率為15.75%，資源化利用比率為8.66%，填埋比例為75.59%。一些國家長期靠出口廢舊塑料來解決本土的治理問題。僅在2013年至2017年間，我國處置的進口廢塑料就達3666萬噸。2017年7月，我國頒布《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其中規定，到2017年底不再進口生活來源廢塑料、未經分揀的廢紙以及紡織廢料、釩渣等品種。此后，很多東南亞國家也開始效仿中國的做法，拒絕進口廢舊塑料等洋垃圾。

如今，人們對于廢舊塑料污染治理的理念在不斷進步和提高，強調要加強存量管理，而不是流量管理——對已經生產和積累起來的塑料原材料和制品加強管理和循環利用，盡量減少生產和使用全新的原材料。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減量化和無限循環。這就需要改變原來的將廢舊塑料回收后降級利用，變成同級利用，甚至升級利用。

熊維是一位擁有高分子材料博士學位的創業者，她說再生塑料的降級利用非常普遍，例如像快餐盒、飲料瓶都是用食品級、高價值的原生塑料材料制成，但被回收后，只能再做成家具、生活用品等等，難以重新做成與食品直接接觸的塑料包裝。

熊維說他們正在努力將回收后的廢舊餐盒再做成食品級塑料，實現同級再生，并于2021年興建了一座以廢舊食品包裝為原材料、進行同級再生的加工廠。

不久前，他們的再生聚丙烯顆粒產品獲得了美國聯邦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針對“可以有效去除可能污染物的工藝”所頒發的無異議函。函件指出：確認你公司具有轉換再生的能力，具體表現在將使用后的聚丙烯（PCR-PP）加工為安全與食品接觸的材料，該再生聚丙烯材料可用于生產下列食品包裝：未經加工的水果、蔬菜以及帶殼蛋類。

要獲得高品質的、食品級再生塑料，需要對整個生產工藝進行嚴格控制，不僅要消除廢舊塑料中可能有害于人類健康的所有污染物，還必須證明再生材料不會以不可接受的方式改變食物成分、味道或氣味。只有滿足這些條件，才能真正實現廢舊餐盒的同級再生。

從全球范圍看，一些國家對于再生塑料的應用，已經做出明確規定。例如澳大利亞在《國家塑料計劃2021》中明確，2025年塑料包裝的再生塑料含量應達到20%，加拿大則謀劃到2030年某些塑料包裝中再生塑料的比例要達到50%。歐盟于2022年3月30日發布《歐盟可持續和循環紡織品戰略》，禁止塑料瓶經物理回收后降級使用、制成紡織纖維，旨在保護塑料瓶閉環回收體系并促進塑料原級循環。另據世界自然基金會的調查顯示，一些大型國際飲料、食品公司的包裝中，已經在使用一定比例的再生塑料。

近期在杭州西湖區的寫字樓、餐廳等這些大量產生食品包裝的場所里，又多了一個分類垃圾桶。

據了解，那些殘留食品較多、難以清洗的外賣包裝并不受拾荒大軍的歡迎，而現有的垃圾分類體系又難以將它們和其他垃圾進行區分。西湖區設立廢舊餐盒回收專線的目的是提高回收率、減少廢物量，但由于分類依舊不夠精細化，餐盒中常常混有各種其他垃圾，目前還難以實現同級再生。

目前杭州西湖區廢舊餐盒回收專線的日回收量約為1.5噸，僅靠這些垃圾售賣獲得的收益難以覆蓋人員、場地及設備的運營成本。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廢舊餐盒的回收率并不高，約為20%，最主要原因也是垃圾分類不夠精細化。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李景虹教授，多次在提案中對塑料污染防治建言獻策，其中包括如何能更好地回收和分揀廢舊塑料。

在實踐中人們發現，等到塑料制品被丟棄后再開始治理的成本總是很高昂，想要扭轉這一局面不應忽視始于其生命周期更前端的改變。

或許人們沒有注意到，無標簽食品，尤其是無瓶標設計的飲料已在阿聯酋、日本、韓國等國家實現了產品的上市銷售。韓國農心的礦泉水、日本的綠茶還有百事和可口可樂等等，生產商將所需產品信息印制在批量包裝的紙箱上，盡量減少飲料瓶自身的塑料種類。顛覆固有思路的創新，使得簡單高效的循環再利用，成為可能。

在杭州的一所小學，四年級的同學們特意為我們展示了他們各種與“無廢”相關的校園教育：有垃圾分類游戲、有再生紙手工作坊、有程序設計、有小回收站和情景劇等等。對于在豐裕社會中長大的一代人來說，改變“用過即拋”的習慣、減少浪費甚至消除廢物、實現真正的循環經濟，雖然充滿了挑戰，但也可以充滿樂趣、創造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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